方教授，近年来乳腺癌外科手术理念持续更新，尤其在2025年专家共识中，全乳切除术新增了对于“保守性全乳切除”的考量。请您结合最新进展，谈谈这一理念在临床实践中的关键要点及其对手术决策的影响。

在最新的乳腺癌外科手术理念中，“保守性全乳切除”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最大限度保留乳房皮肤及软组织，为后续重建创造解剖条件。主要包括两种术式：一是保留乳头乳晕的全乳切除术（NSM），即在完整保留全部乳房皮肤及乳头乳晕的前提下切除腺体组织；二是保留皮肤的全乳切除术（SSM），适用于肿瘤侵犯乳头乳晕区域时，仅切除受累的部分乳头乳晕区皮肤，在保证肿瘤安全的同时最大程度减少皮肤缺损。

该理念的引入改变了传统全乳切除术后胸壁平坦、组织缺损显著的局面，为乳房重建提供了重要基础。目前重建方式以假体重建为主，部分结合自体组织移植，从而实现更自然的外观恢复。对于患者而言，该术式不仅降低了手术对躯体外形的改变，也显著减轻了因躯体残缺所带来的心理创伤，有助于患者术后心理康复与社会角色回归，体现了乳腺外科从单纯疾病治疗向身心整体康复的重要进步。

秦教授，随着抗HER2靶向药物的出现和发展，晚期HER2+乳腺癌的治疗选择日益丰富。请您结合最新临床证据，分享过去一年抗HER2靶向治疗领域的关键研究进展。

过去一年，抗HER2靶向治疗领域的关键进展以ADC药物为核心，多项III期研究推动了治疗格局的更新。

在一线治疗方面，III期DB09研究证实，德曲妥珠单抗（T-DXd）联合帕妥珠单抗用于晚期HER2+乳腺癌一线治疗，该联合方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（mPFS）达到40.7个月，显著优于THP方案。

二线治疗领域也取得了重要进展。其中，III期HORIZON-Breast01研究在HER2+晚期/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比较了中国原创ADC药物SHR-A1811与吡咯替尼联合卡培他滨的疗效与安全性。结果显示，与吡咯替尼联合卡培他滨相比，SHR-A1811组mPFS显著延长（30.6个月 vs 8.3个月，HR=0.22；95% CI：0.15~0.34；P<0.0001），客观缓解率（ORR）达81.7%，高于对照组的55.9%，且各亚组均显示出一致获益，药物相关间质性肺病发生率仅为2.8%。KL166-III-06研究探索了博度曲妥珠单抗与T-DM1用于既往接受过曲妥珠单抗和紫杉类治疗的HER2+不可切除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。结果显示，博度曲妥珠单抗组相比T-DM1组的mPFS显著延长（11.1个月vs 4.4个月，P<0.0001），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显著降低61%（HR=0.39），ORR也显著高于T-DM1组（76.9% vs 53.0%, P < 0.0001），安全性整体可控。

此外，新辅助治疗领域的降阶梯探索也为晚期治疗策略提供了参考。neoCARHP研究表明，不含卡铂的THP方案与含卡铂方案在病理完全缓解率（pCR）方面相当，提示在晚期治疗中或可避免因过度治疗带来的毒性负担。

综上所述，过去一年抗HER2靶向治疗实现了从一线标准到联合策略的全面升级。以T-DXd为核心的ADC方案显著提升了生存获益，原创ADC药物联合为耐药患者拓宽了治疗路径。这些进展共同为晚期HER2+乳腺癌患者带来了更大的生存希望。

方教授，随着对肿瘤生物学行为理解的加深，豁免所有腋窝手术（包括SLNB）的理念正在被积极探索。请您结合最新研究，谈谈这一理念目前的探索进展未来的探索方向。

目前，豁免腋窝手术（包括前哨淋巴结活检）的理念在乳腺癌外科治疗中正逐步被探索。例如较早的澳大利亚SOUND研究及近期欧洲的相关试验均提示，在特定低危乳腺癌患者中，可能无需进行腋窝前哨淋巴结活检。

回顾历史，前哨淋巴结活检技术的引入，已显著降低了腋窝淋巴结清扫的实施比例。自20世纪80年代应用以来，该技术使大量患者避免了腋窝清扫，从而大幅降低术后上肢淋巴水肿及功能障碍的发生风险，改善了患者的术后康复与生活质量。随后的Z0011研究进一步推动了手术的“降阶梯”，证实对于术中发现1-2枚前哨淋巴结宏转移的患者，可通过放疗替代腋窝清扫来控制区域复发风险。

当前，豁免任何腋窝手术的探索更进一步。以SOUND研究为例，即使患者存在一定的腋窝淋巴结转移潜在风险，但研究提示该风险可通过后续系统治疗（尤其是放疗）得以控制。这一理念提示，对于部分低危乳腺癌患者，即使存在腋窝淋巴结转移，通过系统治疗仍可在不影响生存预后的前提下，改善或维持患者的生活质量。

目前该理念主要适用于HR+、Ki-67指数较低、年龄较大（如60或65岁以上）且病理学类型良好的患者群体。然而，现有证据仍局限于特定人群，在大范围推广前仍需谨慎。未来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，以明确更精准的适用标准，并探索在更广泛患者中安全实施的可能性。

秦教授，近年来HR+/HER2-晚期乳腺癌治疗格局不断演变。请您结合最新研究数据，谈谈该领域在过去一年中最值得关注的进展有哪些？

过去一年，HR+/HER2-晚期乳腺癌的治疗格局在一线优化与后线突破中实现双重进阶，呈现出精准化与多元化并重的特点。

一线治疗领域，新型CDK抑制剂为治疗带来重要革新。来罗西利凭借LEONARDA系列研究数据获批，联合来曲唑一线治疗mPFS未达到，较安慰剂组降低疾病进展风险54%，且骨髓抑制更轻、无需特殊监测，成为“高效低毒”新选择；全球首个口服CDK2/4/6抑制剂库莫西利在CULMINATE-2研究中，联合氟维司群使内分泌初治患者mPFS显著延长，内脏及肝转移亚组获益更显著，ORR提升至59.3%。

后线治疗突破CDK4/6抑制剂耐药瓶颈。国产TROP2 ADC芦康沙妥珠单抗在OptiTROP-Breast02研究中，较单药化疗将mPFS从4.1个月显著延长至8.3个月，疾病进展风险降低65%；新型SERD药物Giredestrant在evERA BC研究中，使ESR1突变患者mPFS达9.99个月，风险降低62%；PI3K/mTOR双抑制剂Gedatolisib联合方案，为PIK3CA野生型患者带来9.3个月的mPFS，显著优于单药内分泌治疗。

综上所述，这些研究覆盖不同治疗阶段与分子特征人群，国产创新药与国际新药齐头并进，共同推动HR+/HER2-晚期乳腺癌的治疗从“通用方案”向“个体化精准治疗”转型，有望进一步改善患者的生存预后与生活质量。

方教授，骨转移及其引发的骨相关事件（SREs）是影响晚期乳腺癌患者生存质量和临床预后的重要因素。您认为临床实践中应如何减少或延缓SREs的发生，实现患者更长生存与更优生活质量的双重获益？

在晚期乳腺癌的临床实践中，SREs主要包括两种类型：一是肿瘤直接引发的骨转移，二是因长期接受抗肿瘤治疗（如内分泌治疗）所导致的继发性骨质丢失。二者在发生机制与临床管理上存在显著差异。

骨转移是乳腺癌最常见的远处转移形式，部分患者可表现为仅有的转移病灶，甚至呈现寡转移状态。对于此类情况，除系统性治疗外，针对性的局部放疗等策略可为患者提供重要的疾病控制机会，改善生存预后。

对于HR+乳腺癌患者，长期内分泌治疗导致的雌激素水平显著降低会加速骨质流失，进而增加骨折风险。特别是对于基线骨密度较低（如T值≤-2.0或≤-1.5）的患者，其发生压缩性骨折或自发性骨折的风险显著升高。此类骨折（如髋部骨折）可导致患者卧床、感染、血栓等严重并发症，显著影响生存质量并增加死亡率。因此，临床中需对接受内分泌治疗的患者常规进行骨密度监测与风险评估。一旦发现骨量下降趋势，应及时启动干预。

骨改良药物对于预防与延缓SREs的发生至关重要。RANKL抑制剂（如地舒单抗）及双膦酸盐类药物（如唑来膦酸）不仅能预防SREs，也可有效逆转或减缓治疗相关的骨丢失，从而在延长患者生存的同时，维护骨骼健康与整体生活质量，因此在临床中广泛应用。

秦教授，骨转移的综合治疗涉及全身治疗与局部干预的协同。基于最新临床证据，请您谈谈患者确诊骨转移后应如何制定个体化的整体治疗策略。

骨转移个体化治疗需以多学科协作（MDT）为核心，结合最新临床证据实现“全身控瘤+局部护骨+症状管理”协同。治疗前应通过影像学检查明确转移灶部位、数量与负荷，并依据原发肿瘤分子分型指导系统治疗方向。

全身治疗是基石。HR+乳腺癌患者若伴ESR1突变，Giredestrant可延长PFS至5.3个月，较传统内分泌治疗更具优势；经CDK4/6治疗≥12个月者，艾拉司群治疗骨转移的中位PFS达9.1个月。HER2+患者需持续抗HER2治疗。在上述系统治疗基础上，联合使用骨改良药物可降低SREs风险，其中地舒单抗为首选。

局部干预需精准施策。2024年Meta分析证实，立体定向放疗（SBRT）对承重骨寡转移灶局部控制率超90%，联合系统治疗可降低38%的SREs风险。椎体压缩性骨折者行椎体成形术，24小时疼痛缓解率达90%；长骨破坏＞50%时，骨科固定联合骨水泥填充可使术后3个月独立行走率提升至82%。

治疗全程需动态监测骨代谢标志物及影像学变化，疼痛管理遵循三阶梯原则，并注意预防骨改良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（如下颌骨坏死、低钙血症等），最终实现延长生存与维持生活质量的双重目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