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本届ELCC大会上，我汇报了一项关于HER3 ADC在EGFR突变患者中应用的一期扩展研究。该研究分为两部分：第一部分为剂量爬坡探索阶段，针对不同队列开展剂量筛选研究，称为PA1（后线治疗队列）；第二部分在PA1基础上，将HER3 ADC与阿美替尼联合使用，阿美替尼设110 mg与50 mg两个剂量组，以评估其疗效与安全性，称为PA2（一线治疗队列）。本项研究设计采取较为审慎的策略，主要基于此前有一项HER3 ADC药物虽快速推进并完成了Ⅲ期临床，但最终结果为阴性。这一结果也使得后续针对HER3 ADC的研发与临床探索，整体进入更为谨慎的阶段。

尽管同为HER3靶点ADC，但不同HER3 ADC药物药物在细胞毒性载荷（payload）、连接子（linker）、抗体（antibody）等关键组分上存在显著差异，不同ADC之间不可等同。基于此，我们开展了本研究，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结果：客观缓解率达77%，中位PFS达10个月，在EGFR突变耐药后展现出突出疗效。基于此，我们进一步启动了III期临床试验，将HER3 ADC联合标准剂量阿美替尼（110 mg）与现行标准治疗进行对比。该研究属于前沿探索性研究，旨在为后续Ⅲ期确证试验奠定基础。目前该Ⅲ期研究已完成患者入组，正等待最终数据公布。从现有初步结果来看，这一联合方案极具临床前景。

作为ELCC科学委员会（Scientific Committee）成员，我的核心职责包括：确定会议教育主题与整体设计、遴选会议摘要，并根据研究价值与学术重要性，分级安排报告形式（Oral、Mini Oral、Poster）。从本届会议来看，中国研究占据重要地位。口头报告仅8项，Mini Oral总计不足20项；在近30项高水平口头报告中，中国共有9项入选，充分体现了中国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国际影响力。

会议期间，我与前任IASLC主席、好友交流时，他直言：China is becoming bigger and bigger（中国正变得愈发强大）。这一评价也正是我近年来的真切感受，充分印证了我国肿瘤领域研究正实现跨越式发展。我国研究者不仅在临床实践与业务能力上取得突破，也在真正走向国际学术舞台。获得全球学界的广泛认可。当前，国际科学界普遍认为，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步伐迅速，已成为该领域极具影响力的重要力量，这一局面令人倍感振奋。

在看到这一良好态势之后，我们需要思考其背后的原因。经过深入分析，我认为有四个方面促成了当前的局面。

第一，中国工业企业作出了巨大贡献，搭建了众多自主核心技术平台。过去，我国医药研发多以跟随、仿制单一靶点为主，难以在全球竞争中形成优势。而近年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：我国已建立起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平台，涵盖双特异性抗体、ADC等关键领域，未来还将进一步布局疫苗等创新技术方向。我国科学家在化学结构、分子设计等方面具备突出优势，这些技术平台的建成，为创新药物研发提供了持续动力。这也正是近年来我国新药不断涌现、多项创新药成功实现国际授权（即license-out）的重要基础。

第二，近年来，随着国家对医院开展临床试验的明确要求，大批临床研究者迅速成长，逐步掌握了GCP及临床研究的基本原则，由此涌现出一批领军型的PI（主要研究者）。

第三，2015-2017年以来，国家药品监管体系迎来重大优化升级，加速批准、附条件批准、突破性疗法等审评审批通道相继落地，大幅提速了创新药物的上市进程。上述趋势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，但也暴露出亟待关注的问题：在大规模临床试验的背景下，大量PI及研究人员尚未接受系统完整的研究者培训。因此，加强临床研究者的全流程系统化培训，成为下一阶段行业发展亟需补齐的关键短板。

第四，监管部门需进一步深化监管创新、优化监管模式，更大程度释放政策活力，唯有如此才能持续巩固并放大现有发展优势。

聚焦肺癌领域，未来两三年内，中国在新兴小分子药物（如KRAS G12D）方面有望取得显著突破。在本次大会的研讨中，我国的研究成果已展现出强劲的国际竞争力。同时，依托自主技术平台研发的双特异性抗体、ADC等药物，也将持续在肺癌领域保持领先地位。整体而言，我国肺癌领域的创新研发前景广阔，未来仍需持续深耕、聚力突破。